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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但是，从没有人去算这笔账，即便皇帝下定决心要去查，也会因为账目冗杂繁琐，经年累月，无疾而终。

    可若真是要归根结底，各地掌权的官员贪婪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在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结构。

    不仅仅是东鲁国，从漫长的封建时代形成开始，华夏大地历朝历代的政治结构都如出一辙：最顶层的掌握国家大权的帝王，下一层为皇帝服务并维系帝国运行的各级官员，最底层的平民百姓，以及夹在官员和百姓之间的极为庞大的一个政治群体：吏。

    在秦始皇统一六国，建立第一个封建集权制国家之前，“吏”并没有如此庞大的存在数量。因为分封制下，周天子并没有相对集中的王权，而各诸侯、大夫都有自己固定世袭的领土，而替大夫管理土地和百姓的则为家臣，家臣对大夫有更多的人身依附性，而大夫对家臣的控制能力通常很强，与后世官吏之间的关系大为不同。

    可秦始皇改变了这一切。他“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而鞭笞天下”，随后“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”，“隳名城，杀豪杰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锋镝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”①。由此开始，官职体系开始制度化、体系化、职能化，官员也不再世袭，地方统治者的权力也开始短暂化。

    在官员的权力弱化的同时，皇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力，必然就需要另一个阶层的队伍来辅助官员层级对地方进行管理，这时候，“吏”，作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和政治集团，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。

    关于吏的分类，那是相当的庞杂，各个职能机构，都有五花八门的吏员职位，处理机构的日常事务。

    有人说：对于一个封建帝国来说，官员议政于庙堂，胥吏执政于江湖。

    国家行政机构的运转，无法离开庞大的吏员集团维系，比如税收、兵役、社会治安管理，以及各种国家政策，最终的基层实施者，皆为基层小吏。

    但这样一个庞大而重要的政治群体，社会地位却很低下，在某些时候甚至不如他们管理的庶民：对于权力顶层的精英来说，他们是作奸舞弊的小人；对底层百姓来说，他们是为虎作伥的爪牙。小吏们通常成了穿风箱的耗子，两头不是人。跃升高层踏入官员阶级无望，经济收入也很低下，既没前途，也没“钱途”。不仅如此，还得承担许多责任，催督税赋、缉捕盗匪等等，不一而足，常常因此荒误农事，严重的拖累家庭，妻离子散。

    “差役法”行使千百年，虽略有变更，小吏有很小的机会能够进入官场，但整个制度并没有太大的革新。直到后来的宋朝王安石变法，提出了以“募役法”代替“差役法”，带有了较大的转变。不过，等王安石下台之后，“差役法”重新复辟，这当然是后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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